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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例

论文栏目:哲学论文来源:互联网时间:2018-01-12 11:4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

  摘 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30年间盛行的是教科书范式,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教科书改革范式,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根本没有统一的范式。要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纠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性质的误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正确的学术定位,并明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研究之间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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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总体上经历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大致有四个逻辑环节:教科书体系的改革、经典文本的解读、研究方法的自觉和重大问题的探索。与此相对应又有一些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册、1987年下册),张一兵教授著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欧阳康教授著的《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孙正聿教授等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这些标志性成果,实际上代表和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诉求中自觉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进程。

  一、教科书体系的改革

  改革开放前,我国通行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按照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模式和体系编写的,即所谓的“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国内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基本上又都是以此书为“样板”编写的,因此形成了“千书一面”的教科书体系。传统教科书体系也有它的优长之处,它以鲜明的形式突出地表现了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集中地阐明了与唯心史观相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和观点,便于人们对经典著作的内容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才使它能够存在几十年并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这一体系所表现的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它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对象、理论性质上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也没有充分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观点上变革的实质。因此,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原理教科书体系已落后于理论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了。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这种重大实践变革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和正在经历着自身的重大变革。特别是由于旧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硬性分割,使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虽有联系、但基本上是相互独立和并列的几个组成部分,致使人们在学习时无法从整体上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因此,旧的教科书体系已不适于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体系妨碍内容的丰富和发展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突破旧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对旧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改革,已是理论与实践双重发展和要求的历史必然。在突破前苏联教科书模式、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中,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成了“教科书改革时代”突破“两个主义四大块”的“体系意识”的标志性尝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在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上,以列宁明确提出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是“同一个东西”为基本原则,按照“客体——主体——主客统一”这一认识论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内容和革命变革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基础》一书共分四篇(计十二章),除绪论之外,第一篇论述认识的基本矛盾(矛盾篇),第二篇论述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客体篇),第三篇论述主体(人)的本质、能力及其根据(主体篇),第四篇论述主体与客体通过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所达到的统一(统一篇)。每篇都包括一系列的范畴,通过这些范畴阐明各篇内容及其整体关联,力求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全部旧哲学的否定,同时又是人类思想史精华的最高结晶,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理论性质的新理解。《基础》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无疑是打破了旧教科书体系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并列的结构方式,而采用了“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结构方式。从内容上看,《基础》全书遵循着一个以实践为基础,以主观和客观矛盾为核心,按照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主线论述主体如何认识、实现、发挥自身的本质力量的理论体系;从性质上看,《基础》是从实践的观点体现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把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统一归结为一种实践哲学。概括来说,《基础》一书是通过抓住和贯彻三个关键原则:即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统一的原则,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原则和实践的原则,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体论理解到认识论理解的转变”。也就是说,《基础》一书是在我国哲学界“认识论大讨论”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进行的,所以它的逻辑和体系充满着“主体一客体”关系的认识论痕迹。但它对于突破传统教科书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化、经验化和实证化理解,却是功不可没。该书问世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报刊杂志纷纷发表评论,可谓好评如潮。认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突破30年代传统教科书体系、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开了体系改革的先河”,“为哲学的改革和研究创出了一条新路”。从而成为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标志性成果,是我国突破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的第一部著作。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问世的意义并不限于提出一种新体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一种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以期启发人们继续思考和深入探索。在此意义上,正是《基础》一书的出版,拉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大幕,为之开了新风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成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建构的奠基之作。其意义之重大和深远,历久弥显。   在进入“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之后,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和重建的探索,也继续在进行着,但取得重大突破的成果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及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前者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突出了旧教科书体系缺失的“主体性维度”;后者是一部多次修订不断再版的全国通用的高校文科教材,影响较大,虽然书名一直未改,但从第4版开始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作了重大调整,比较彻底地贯彻和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进入21世纪,由首席专家袁贵仁等教授主持、整合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知名学者参加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该书从形式到内容等各方面都充分吸收了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继续在推进和完善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改革。

  实际上,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目的主要不在于所确立的体系结构本身,而在于通过它突破多年不变的旧有框框,推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作进一步的思考。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改革,决不是为体系而体系,而是让体系服从和服务于内容,以便通过新体系更好地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革命性变革。以上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进行的探索和尝试,实际上是在通过体系改革和重建,来发展和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质的深入理解。应该说,正是教科书体系改革迈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建构的第一步。

  二、经典文本的解读

  教科书体系改革所涉及问题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和革命变革的理解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教科书体系改革只是做到了“形式”问题,即以什么样的逻辑体系更能适合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而就“内容”本身,仍需要“回到马克思”——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中,挖掘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因此,在教科书体系改革取得一定进展的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合乎逻辑地开始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热潮。这其中,最具影响和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著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应该说,《回到马克思》一书是国内第一部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二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二版(历史考证版MEGA2)已出的主要文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真意和发展历程在“经济学语境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读,实现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第一次“完整地将经济学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言说,是在突破了旧教科书的“体系”和“原理”的束缚,离开了前苏联和东欧权威的理论牵引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文本的一种新的原创性的解读。而该书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质和发展脉络的解读,是通过贯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理论制高点”来完成的:第一个理论制高点,是作者立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提出的青年马克思的“人学社会现象学”;第二个理论制高点,是作者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致安年柯夫》的书信等阐发的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创立过程”;第三个理论制高点,也是作者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几乎殚精竭虑的哲学解读”的基础上建构和提出来的、具有“最重要的理论发现”的、最伟大的“历史现象学”。在此,作者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向“马克思的真实哲学视界”的历史回归。所以,作者的学术创新在于:首次运用全新的解读方法确认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社会现象学,以及建立在扬弃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视域,特别是第一次指认出马克思在最后的经济学科学探索中所创立的历史现象学哲学批判话语。该书在国内第一次真正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2版(MEGA2)摘录笔记和手稿的最新文献,在哲学研究领域首次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完整内在历史语境出发,真实地呈现了马克思哲学话语深层的动态历史原像。

  因为该书“试图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所以,该书的出版及其在理论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实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件“大事”,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赞誉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文本学解读”的模式问题,实际上,这里关系到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这一实质问题。所谓“文本”,并非仅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因此,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展开,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文本学解读”绝不是“钻故纸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更不是一种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的“原教旨主义”,“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实现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也即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特别是MEGA2)的第一手精心解读,能够科学地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这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所做的努力也正是力图通过对第一手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解读,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去掉过去那个特殊时期留下来的“违法建筑”,寻找到新的真正来自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点。在这个原初地平的基础上,由此向前走。所以,该书提出“回到马克思”,绝不是要寻求和凝固化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本真教义,而恰恰是要造就一个开放文本的新的期待视野,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马克思”是为了使“马克思走向当代”。因此,《回到马克思》一书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出版,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提出了一个未必人人都赞成但却极具启示意义的“样板”。所以说,《回到马克思》一书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多少重大问题,而更在于开辟和探索出了一条理解、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学解读道路。正是这条解读道路,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了。通过文本学解读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我们都不能无视这个事实: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经在注重第一手文献精读的文本研究和全新思考语境中被激活和光大了。在此意义上,《回到马克思》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坐标性意义。   由《回到马克思》所引发的文本解读和文献考证热潮,迅速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引起回应,并大大推进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聂锦芳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和《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立波的《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孙承叔的《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魏小萍的《探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张一兵教授,也在《回到马克思》出版十年后,又推出了《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而张一兵教授主编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更是科学地面对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对之进行深入文本学解读的整体展示。

  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实际上是通过确立可靠的文本起点来保证自己所研究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的科学性、客观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观任意性,避免“制造马克思”。仅就学者们的这一理论自觉来说,就充分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我们既不能简单说“文本”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简单说“解读”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通过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寻求“无产阶级及其解放的条件”这一根本理论旨趣,选取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经典文本,在文本与现实、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中进行合理解读,这样才能使我们所解读的“马克思”不断地“走进马克思”、“走近群众”。一句话,回到“文本”,是为了走向未来。因此,正是通过“文本解读”,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建构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坚实理论根基。

  三、研究方法的自觉

  在回顾写作《回到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时,作者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马克思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等全新的文本群,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我们自己解读构架的引导机制。我们只有将原先那个已被假定为“现成在手”的东西放在一边,以“新的方法”重新面对马克思的文本,而不是在一个预设的前提下,用所谓的“原理”来反注马克思的原著,用现成“体系”来构架马克思的思想史。这样,“回到”也就不是一句空话,它首先是“解读方法的重建”,而且“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这里涉及到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论是进行教科书体系改革、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都绕不开的一个关键问题——究竟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解读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这实际上表明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已开始自觉地关注“研究方法”的问题。

  实际上,《回到马克思》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已向我们展示了其充分的“历史现象学”方法的自觉。作者指出:在超越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边界的同时,马克思重新创立了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去掉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和客观异化,这才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历史现象学加以解读。在这里,作者使用“历史现象学”这一概念的意义场,既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面对的主观现象,也不是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更不是来自胡塞尔的现代先验现象学,而是源于类似康德以后直至黑格尔所指称的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它是在传统本体论和传统认识论之中生发出来的。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用“历史现象学”来指认自己的理论,这只是作者在黑格尔古典现象学批判语境中的一种借喻:即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确认,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必须经由对多重物化颠倒的商品一市场中介关系的历史性剥离,才有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非直接性的批判认知。这种历史性的批判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列宁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致的。而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现象学方法的自觉,《回到马克思》努力挣脱了传统哲学框架的限制,为我们进一步呈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这一问题的自觉关注中,武汉大学欧阳康(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的《哲学研究方法论》,成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哲学研究方法论》从探讨“元哲学问题”人手,回溯哲学思维方式的系统发生和形态演进,从方法论上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探析深化分支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提出和探寻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作者提出,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更新是哲学改革的突破口,主张强化哲学家的主体意识,认为科学的批判精神、超越的前导精神和自由的创造精神是哲学研究中主体精神的基本内容,也是哲学进步的重要主体性条件。在作者看来,哲学作为一种最高层次的反思性学问,具有最高的“个性化特征”。哲学思想的时代创造,正是通过具有时代水平的哲学家而得到实现的。所以作者特别倡导一种“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而所谓“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就是强调哲学既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理论化、体系化的学问,又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个性化、体验化的实践;哲学对普遍的、终极的东西的探索和追求又必须从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亲身体验出发。由此可见,作者突出强调哲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建构的重要性,并且更加明确地钟情于“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正如作者所言:自己未曾奢望能对哲学的发展有什么大的作为,唯愿能够探索和实践一条有个性特色的哲学研究道路。一方面要把自己倡导的社会认识论真正建构起来并且不断引向深入;另一方面则是自觉地注意从方法论的视角和思路来提出和回答哲学问题,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哲学研究方法的“个性化”方面,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著的《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亦是突出的代表。该书在深入反思哲学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进行了极具个性化的探索和阐释。所以,这种“个性化”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是与学者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理论教条和认识框架的束缚,充分张扬和发挥自己的个性化研究风格分不开的。   另外,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提出两种有影响的方法:一种为“差异分析法”,另一种为“以马解马”法。“差异分析法”认为,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往往看重“本质认同法”,也即在研究中总是求“大同”、求“大概”,缺乏对所研究事物、问题之间的差异的深入考察和具体分析。而“差异分析法”是区别于传统“本质认同法”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维,它没有先入为主的本质认同,而是在区别、比较、分析中揭示和推进所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使其本质在分析比较中逐渐凸现出来,从而推进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纵深研究。它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的差异、研究视角的差异和研究文本的差异三个方面。“以马解马”的研究方法也是在对马克思传统的解读模式的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此种方法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到今天的160多年里,存在解读马克思的“三大解读模式”:第一个50年——19世纪后期“以恩解马”,通过恩格斯通俗性、论战性的著作来解读马克思;第二个50年——20世纪前期“以苏解马”,根据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框架来解读马克思;第三个50年——20世纪后期“以西解马”,依据现当代西方学者的理论来解读马克思。这三大解读模式虽然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对理解马克思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它们大都是借助于马克思之外的理论范式与思想棱镜来间接解读马克思,都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缺陷。在分析比较这三大解读模式的基础上,有论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以马解马”,也即通过回到马克思本身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

  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方法论的关注和自觉来看,学者们在根本上摆脱了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束缚,既不再用僵化的“原理”或“体系”为模式和标准来宣传、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再以僵化的“原理”或“体系”为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去发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更加注重从文本、问题和现实的张力人手,来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实际上体现了学者们更加自觉地“以哲学的工作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充分自觉。而在这种研究方法自觉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哲学观的深刻转变。学者们更加注重以新的哲学观为指导,去提出和探索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正是研究方法的自觉,内在地推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自我建构。

  四、重大问题的探索

  经过教书体系的改革、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研究方法的自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逐步摆脱了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的制约,开始从“教科书改革哲学”进入了“后教科书哲学”。而进入“后教科书哲学”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越发凸显,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越来越关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其中,孙正聿教授等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一书,正是以“重大理论问题”为主线而展开的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题研究”。而这一“专题研究”,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意识”凸显的集中体现,更是作者们面向文本、面向历史、面向现实和面向自我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的“理论自觉”:“总结和概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思考和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趋势与走向,是理论界、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本书的主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作为突破教科书哲学体系之后,“问题意识”凸显的标志性发展成果,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专题》一书除了“导论”部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概况进行了总体梳理和介绍外,分别具体研究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十个涉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每个问题大体上又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梳理相关论题的研究状况,其次展开相关论题的理论论证,最后展望相关论题的发展趋向。作者对这十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既面向文本,挖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本依据;又面向历史,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资源;更面向现实,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内容;还面向自我,反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进程。《专题》一书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可谓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意识”凸显的具体表现,还有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兴起。这里所说的领域(部门)哲学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是指以某些特定的领域为对象和范围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日常生活哲学,等等。然这些研究领域不能为某个现行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所垄断,但除自然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等几个领域外,其它都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开拓和耕耘。20世纪90年代以来领域哲学研究发展迅猛,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人学)、文化哲学是成果最为突出的几个领域。这其中,韩庆祥教授主编的“哲学理论创新丛书”,对我国领域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比较集中的展示。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内的政治哲学得到迅猛发展,大有成为显学之势。

  在学者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和探索过程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也是统领全局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大致经历了从追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追问“什么是哲学”,再到以“重新理解的哲学”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具体说:一是以“哲学”本身作为研究的聚焦点,在对“哲学”的理论特性、研究对象、社会功能和历史演进的深入反思中寻求对“哲学”的理解,并由此重新审视和阐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由对“哲学”的反思而凸显了“反思”范畴,集中地考察和研究哲学自己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由哲学的思维方式所构成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及其历史演进,并由此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三是由对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的理论自觉而重新理解哲学的批判本性,特别是重新理解马克思所指认的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以及马克思所提出的辩证法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由此去把握和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从而使“批判”成为后教科书哲学的基本范畴;四是在对当代的根本性问题——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中,逐步地聚焦于对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的存在——资本——的批判,从而把自有哲学以来的对“存在”的追问升华为对“现实的历史”——资本——的追问,并因此把马克思所指认的物与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视为哲学所探究的最为根本的“存在”;五是在对“存在”的反思和探究中辨析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存在”的追问,以及在这种追问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从而在“对话”中寻求中西马“会通”的根基,重新建构“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建构”,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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